gong2022 你听过春天来时，山间竹笋的生长声吗？
陈尚君听见、且深刻进记忆了——40年前，春回大地，“真有一种万物复苏的感觉。我读研起，学问不断往上发展，有次走在山上，真的能够听到春笋在往上蹿时，那种噼噼啪啪的声响，感到自己也一样”……
这位复旦教授是1977年春入学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也是1978年读大二时，就直接考取读研的那两届“史册特例”（1979年也可）研究生。
葛剑雄就此峰回路转。1945年12月出生的他，恢复高考时兴冲冲报名，超龄被拒。那天看报“喜欲狂”。考研3天，在中学工作的他每天照常主持完8时升旗，骑自行车赴9时笔试……以高中学历考取硕士，1982年又获教育部特批，提前成为共和国首批文科博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17天后，新华社电：1978年共录取10500多名研究生，接近1966年前17年培养研究生的总和。
【亲历者说】
存续文脉，我们赶上了大师“最后十年”
陈尚君：朱东润先生只招1位研究生，有90多人报考。如果没人怂恿，我是不敢考的。老师请班级党支部书记林锡琦来谈，我还很犹豫。架不过再三动员，陈允吉老师还特别请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王运熙老师推荐，我才下决心。其他人水平很高，许多是1966年前的大学生。我优势是在校生，图书馆查资料方便，也有充分时间准备。
准备了两个月去考，专业第一，总分第二。外语毫无意外失了点分。政治有题问长征现实意义，天天讲“新长征”，我居然忘了写，扣5分。
面试，朱先生没参加。我见他第一面，在研究生开学典礼。其实朱先生对录取了我这样的学生是很不满意的。基础薄弱，也不赞成两年级本科生破格上来。他曾告诉我，他在孩子读书期间，只请老师吃过一次饭，因小学四年级正长身体，希望留一级，对发育更好。他这方面是很老派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读研第一学年结束，先生出题“大历元年后之杜甫”，说如有困难，抄来的也给分数。老
师真的对我们没信心。我全力以赴，从杜甫本人诗歌找寻线索，否定宋人结论，提出杜甫离开成都草堂的全新解释，论据都是杜甫本人诗，非常充分，与宋代以来各家研究大为不同。多年后我得知，低我一级的王小盾报到时，听见朱先生在研究生部说，原以为经过十年，招来的学生没法培养，看到我的作业后，觉得还是能带出来。
朱先生当时招了2人，另一位黄宝华，据说1964年考过钱钟书的研究生。我们去朱先生家听课。他认真准备，讲足两小时，作家作品、古今兴亡、人生阅历，都讲。
那时的学位论文是手写的，为提交答辩油印几份，也不懂什么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要写成什么样子，老师也不太知道。王运熙老师就认为，达到发表水平就可以。校研究生部只有三四位老师，文理兼管，谁都不知怎么做，自己摸索，努力向上冲。更有趣的是，全国范围招研，开始并没授学位的安排。3年读研将结束，论文也写好了，上面要开国务院学位工作会议，答辩便顺延半年。
中国老一代学者，只剩下最后一段学术时光，第一批研究生承接了大师们的最后十年。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说得更大一些，1978年开学典礼，朱先生跟我们说，世界各国文明有的延续，有的断掉，我们现在也面临危机，我们要存续这种文脉。相比我们成为幸运儿、一代人命运改变，这可能是那次招生更重要的意义。
刁承湘（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1978年3月，组织通知，服从需要，我脱下8年医生的白大衣，和陈渭老师、刘玲老师组建上医研究生科，一切从零开始摸索。第一届硕士快毕业了，论文怎么写，我们也不知。后来是华山医院戴自英教授，特地专题开讲，那天风度翩翩，带了一本厚厚的书，说“这是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就靠这堂课笔记，我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起草制定了学校论文工作规定，指导了第一批硕士毕业生。
第一批招生计划70人，报名上千人。所有试卷刻蜡纸油印，陈渭老师心灵手巧，我常常两手油墨还印不清，只好“靠边站”。印好了寄全国考点，信封一一手写，晚上回家拿筷子都觉得重。装试卷、贴封条、盖密
封章，10平方米办公室难“摆开战场”，借了老图书馆阅览室，全处同志帮忙，桌子不够用，就跪在地上刷浆糊、盖章。
最后录取146名，比原计划翻了一倍。时任上医大分管副院长冯光说，好不容易有这么多学生来，十年破坏，师资断层，我们要从这批考生中抢回一批人才。这批学生素质确实很好，很刻苦，总挑灯夜战，叫他们睡都不睡。
第一批研究生很不容易，有的已有孩子，学习压力大，也不适应学校生活，一间宿舍挤七八位甚至十几人，条件很艰苦。没实验室，大家在地下室用砖头自己搭实验台。没实验动物，只好发动学生晚上不睡，抓老鼠，专家教授一起抓。
当年也有破格的，1979年有位学生，考得很好，就英语42分，因为原来学俄语。现在是全国知名医生。
当时上医大有16位“比院士还院士”的一级教授，数量仅次于北大。首批研究生导师经严格遴选，学术上都很强，对学生要求很严，查学生实验原始记录，细到写了5月23日，还须有年份、天气、室温、采集来源，必须用钢笔。有研究生没完成社会实践，毕业分配了，学位委员会召回，补一年社会实践重新审查。就这么严。
王维新（原解放日报美术摄影部编辑）：我是被破格的，1938年1月24日出生，早了30多天。当时国内美术学院，特别缺我们这一茬人，尤其我1963年毕业前，在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师从洪世清先生，学了5年的铜版画专业。肖峰先生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他说看来改革开放后，主要精力要放在艺术事业上。我一直记得，备考的学习教材还是报社同事给的。最后录取53名，是中央美院建院以来招研究生最多一年。这批有很多高手，许多破格，比如同是上海出去的汤沐黎。估计全班一半非本科。我最大，比最小的大十多岁。
我们这届得到叶浅予、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刘开渠等20多位老一辈美术名家直接指导教诲。我们毕业后，有的教授退休了，有的去世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承上启下，连接了断层，也托起了新秀。
【四十年来】
“我们这代绝不比民国那批差”
不是孤例。首批研究生毕业，复旦中文系两年留校任教27位，撑起近三四十年学科高地。
不约而同。首批博士30周年，各报的报道，突出了同一份致敬：“没有惊天动地的‘名利光环’”“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被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牵引着”……
这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便是存续学术文脉。
原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吴本厦直到晚年，都清晰记得两个数字和一次发言——两个数字是18位博士、14815位硕士，中国学位制两个“首批”；一次发言是苏步青、曹锡华等先生说，甘为人梯、为国育才。
“我从朱先生那里知道，学问是没有边际的。他们最重视的是独特个性，不是一个模型出来。朱先生任何问题都要表达‘这是我自己读书得出来的看法’，绝对不人云亦云。”采访中一直谦逊不已的陈尚君，仅一次当仁不让，“我是不承认所谓‘大师以后再无大师’，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学术成就，超过前面一两代，很正常，这是时代的进步。在学术的整体承接上，可以说我们这代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好的一群，绝不比民国那批人差，远远超过的也有。”
40年前，朱东润告诫“首批”：“如果我们不努力，如果我们不尽量做到最好，今后国际上说到研究中国学问，就只能去欧洲，去日本，将会是我们的耻辱。”
40年后，现在“年轻一批也跟上很快，‘80后’‘90后’都已走上台”。
40年来，那次春回大地，不仅抓住了一代学者最后十年，也为国力的日益兴盛、人才的厚实支撑，催生了无数春笋破土而出。
我们寻找上海人张祥。
紧锣密鼓，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考研后，他是1979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27位留美大学生之一。尽管因恙不便采访，但他这40年经历便是见证：198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临危受命”，主要负责中国第一条举债（外债）建设的上海地铁项目对外谈判，参与成就又一桩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成功首创“一个项目引发多国平等竞争，产生最合理、最有利的融资条件”，走向国际惯例；他后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还担任过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这只是邓小平1978年说“要成千成万地派”的千万分之一。历史记下：1978年中科院招收的首批1000多名研究生，有130多位培训外语后直接送出国留学，高校开始鼓励，国家下达指标，开启上世纪末中国留学大潮。去年，改革开放40周年前夕一个数据热传：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较2012年，猛增58%。“最大海归潮”成高频热词。
海归潮，是40年人才兴国的一部分。
人才观，是40年观念进步的一部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近10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鄙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得到了彻底扭转。”一个历史的注脚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从此一夜风行。观念冲击波，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的教育工作，进而迅速扩向全社会各领域方方面面。同在1978年，从早春，到金秋，一直轰轰烈烈的教育科技领域，一连串体制突破和观念更新后，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举行。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从学术文脉不断存续，到人才支撑国力兴盛，再到社会观念进步转型，史册特例的1978—1979考研，影响深远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