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ng2022 功德垂教业 警言励后人
——回忆于北辰校长
作者：王月珽
写在前面
2007年9月内大校庆过后，我去学校35号楼小屋看望于北辰校长。于校长在校庆期间见到了不少内大旧人、学生。他激动地对我说：“我和人们说了，我不仅参加了内大的50周年校庆，我还要参加内大的60周年校庆呢！”不料在次年的3月6日，就溘然而逝了，时年94岁。我作为内大的学子，与先生过从有年，现又逢学校60年校庆，抚今思往，愿将我对校长的见闻、印象记述于此文，以飨读者并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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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辰先生是一个讲真话、直言直语，甚至是出言无忌的人。这方面，其实很多原内大师生、老人尽知。我只谈我之闻见的几件事。
叄
1970年4月5日，我离开母校奉27军所驻漳河蚌锻炼，一年多之后，由部队转地方上工作，先后在巴报（巴彦淖尔日报社）、呼报（呼和浩特日报社）任编辑兼记者，期间与于先生接触无几。直到1979年调母校历史系执教后，接触较之前多了，但主要还是听闻。
1974年全国搞批林批孔，喧嚣“打倒孔老二”，鼓吹“反潮流”人物之一，湖大教授杨荣国所捏造的“儒法斗争”。于校长于1972年出任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高教工作（该年二月事），同年10月，继任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办副主任。他在“批孔捧法”的热潮中到内蒙古五七干校作了一个报告，会上竟冒天下之大不讳，直言无忌地说：“我看，孔老二说的不一定全错！杨荣国说的不一定全对！……”这一说法在干校、在土右旗当地（时内蒙五七干校在土右旗），一些曾听过于这一报告的当地教师，（包括我的四叔王林山，为老教师），曾对我说：“这个于北辰真了不起！真敢说，说的也在理，只是没多少人敢这样说，也没他那个水平。”其实先生是个历史通，他年轻时求学就想学历史专业，只是因家境是个富农，经济条件不行而报考了国立四川大学能吃“官馒头”的教育系。他还多年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多人皆知的话：“我喜欢搞历史系，当个教授，不喜欢当大学校长！”这话
也对我讲过，而且不少于两次，他通晓历史，颇能谈古论今，对中国近现史、中国革命史、党史，事件，历史人物，谈起来如数家珍；人名、地址、年月脱口而出不误，可称考研强记。内大教师学生素来爱听他的报告，直言之处，有干货，事实，数字凿凿，再加上铿锵回荡的四川口音，是一种昭示人心的享受！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称为“科子的春天”，中央举行了“科学大会”，郭沫若作了一春风四溢的报告，就叫《科学的春天》。春风波及青城，呼市市委、革委党政军领导亲自参加，也于同年举办了“呼和浩特科学大会”，时任内蒙古大学校长，并兼任内蒙古科协主席的于北辰先生应邀出席了这一会议。在结束会议的那天，市领导礼节性地邀请于主席讲个话（可讲，可不讲啊）于却果断地走向讲台前，不忌讳，也不留情面地作了这样的开场白，：“讲话，就应该站着讲，不应坐着讲！讲话，就应该讲自己的话，不应该让秘书写个稿才讲话！”啊呀，这种发声是对
全国官场举办会议的批评，更是对呼市在场领导者的一个讽刺。人家讲话都是坐着讲的，而且讲话都是秘书办的，秘书们事先草拟的，文革后也一直如此，正规开会多年如此，批评的开场自方结束，于主席以洪亮的川音报告了：“同志们，我（四声）今天报告的题目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万岁》！”话音一出，如炸雷声，瞬间让台上台下的人们懵了！什么？“革命的知识分子万岁”？这是什么话，能这样讲么？会议连开了几天，这是最后一天，疲于口不发言，女科技干部在座位上低头打毛线，有人坐着却在打瞌睡，还有的想借“上厕所”溜号！听了这个报告题，简直如雷轰顶，打毛线的不打了，仰起了头；瞌睡的，睁开了眼，盯着主席台；借上厕所欲溜号的转了身，回到了座位上……
于主席列举中处历史、再思列毛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以及知识分子在中间革命史上的奉献侃侃而谈，振聋发聩！然而这一报告不仅为当时愚昧的、从文革中刚度出来的一部分人不理解，甚至为新华社一位在场搞报道的人不认同。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位记者按例写了“内容”向中央上级部门报告了于北辰同志的“怪论”。于北辰又发谬论，又该他倒霉了！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议论，然而，事实是，“反映”也好，“告状”也好，于的报告被上面认可，时隔不久还发到了《新华文摘》上。
1980年5月初，我请于校出山，帮我完成即将成熟的跑调任嘉乐的事，在土右旗招待所我俩谈及了上述的事，校长淡定地说：“哼！他们告我呢，没门！我的文章还在《新华文摘》上发了呢！那时我还是胆小，说了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万岁’其实不必要哟！就提‘知识分子万岁’就行了么！”听他讲，我佩服他的正义、激情，也是理智！
肆
还有，于先生的自律、自省、心胸开阔也实感人。粉碎“四人帮”，落实文革中的悬案问题，上级组织要平反内大三天辩论会后将“于田林”登《内蒙古日报》的事（执行资反路线）。于北辰表态了：不需要了，我们当时也确有错误，不要再伤害另一部分群众了！80年代搞调查“三种人”贾国泰在内蒙古科技情报研究所被审查，于也多次给此单位发话：于国泰没什么问题，不应受审查！年轻人么，路还长呢！应该说，于校长是文革中的被伤害者，甚至在挨批斗最甚时，他作了身体下部的一个手术，在住院的床上也曾被某些激进的造派分子拉回校批斗过……但他没记恨，在80年代、90年代，他谈到文革运动中学生分为两派时，竟说过这种话：“造反派不是毛主席的亲儿子，保守派不是毛主席的后儿子……”
他年青时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作为呼吁抗日的游行队伍的大队长勇敢地斗争过，1938年曾任四川大学党总支兼成都学生救亡工作促进会的领导，后到延安还受过毛泽东的接见。年轻时他是一个革命者，也是那一时代真正的造反者，他确有过光荣的历史。
1984年，他从中央教育行政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继续关心教育事业，出任中国高等学教育学会专职副会长。1988年，继艾黎之后任北京培黎职业大学校长，并刻意于教育研究，出版过有关教育理论的论著，对我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育理论的完善，提出了不少精辟而中肯的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北辰同志生平悼词语》）。晚年由京归呼，住内大37号楼一间普通小屋，可谓斗室之居。老校友，如内大中文系64级老学生曾为他录像过寿，并为他的斗室待遇鸣不平，但他甘之如饴。多年间，我和他有几次来往，也听到过他的一些“奇论”。他说，我曾在内大右派改正会上讲过：“什么人不会当右派呢？蠢猪式的人决不会当右派！”他还说过：“政治有时是肮脏的！张申府是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的入党介绍人。40年代，张申府退出党派了，参加了民主党派。1957年张被整为右派，张曾解释他退出党派的原因——我和恩来性格不一样！恩来是宁弯不折，这倒好，几次挽救了中共的分裂！我不行，我是宁折不弯！……”
80年后期，他在北京任教育研究学会和培黎大学校长几个职务，仍往北京。春节时由京归来，参加了大年初一学校举行的全校田拜会，时我邀请他到历史系参加我系的春节茶话会，在会上他放言高论：“一位中央老同志讲了，现在腐败风煞不住，怎么煞不住？从中央政治局以上惩治几个，你看煞住煞不住？！问题是老虎不能打，落在老虎屁股上的苍蝇也不能打哇！”他当时转述的还不是“惩治”，是“枪x”，言辞虽然过激，却反映了他痛恨腐败、疾恶如仇的情怀。他在内大工作多少年以清廉著称。此外，也以行动便捷行事，如1980年我邀他到萨拉齐催调任嘉乐时，我们就住在名为旅招所，实为老耶酥堂的破旧大房间里。上街时，碰上了姓范的旗革委会副主任，此人原是他任毕克齐四清工作团长时的一个“四清借干”范邀他住旗政府院小房间，可吃小灶，他没多言就回绝了。内大的多届学子和教师都记着：于校长身为校领导层中的一员，深入学生群最多。多少年中，不论春夏秋冬，在早操的操场上，自习的教室里，甚至学生食堂、宿舍里，都能看到校长的身影，多少学生因此而熟悉他！在内大历史上，除他而外没有几个领导能如此“亲生”！过去别的校领导“鲜为”，如今校领导“身入”学生群的现象更是“消失”了！
建国前，建国后，于北辰同志一直从事宣传、组织动员、统战、教育诸方面工作，更长期从事过教育工作。连续两次出任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之职。善于与党内外人士打交道，推心置腹待人，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贯的，且不因运动中个人的遭际而改变其态度、初衷。
我只举我亲历亲见的几件事：一、调任。任嘉乐是1958年北大史学系毕业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与五承昭、李泽厚等人有“四才子”之称，因“中右”等问题被发落内蒙古，成为萨中的一名语文教师，他之所以能到萨中，还亏得有位1957年由国家商业部下放到萨中任校长的高人王文鼎（1992年于内蒙古审计委主任位置上退休）接纳了他。1964年秋，任在萨中因言论带“老底”被批判，经历四德、文革被当做“现反分子”罚劳动改造，竟14年未能登台讲课。1979年，由在内大历史系任教的北大回班同学梁太济、王先恒、黄时铿三人发动议向时任校长的巴图及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胡钟达先生提出调任来系任教，学校同意，王先恒曾打头赴土右旗告知任，并为调任事拜见了其时的旗军委会主任云福祥同志。1979年9月，我调学校历史系任教，当年和次年所干的一件要事即是往返呼、萨、包接协调动任嘉乐到内大任教事，到1980年5月前，我已为此事跑萨、包四次了，见过包头市委、文教局及土右旗委。文教局各方面的领导和管事人事情已基本成熟，只是在土右文教局仍有点猫腻……，关键是：能打通由包农牧局新调到土右旗任旗委书记、军委会主任的姜秀文同志，这一关节——姜，河北人。我也拜见过他，他初步答应给教育局的同志作工作以促践调动。我将这种情况告诉时任系副主任的姜文湖老师（他也曾与我到包教过包教育局书记于鹤龄同志一次），他让我向于校长做个汇报——时于已任内大校长。我到主楼二楼一个小办公室找了于校长，说了他为调任事写给包头市一把手郝秀山同志的信我早已亲手递予郝了。谈了基本情况，于校长说：“这个任嘉乐，胡先生（胡钟达，曾在北大史学系任过世界教研室主任，1958年支边任内大历史系副主任）说他是‘文科中的陈景润’！”我听校长说此话，马上将校长一军：“校长！此话不假！在萨拉齐社会上也这样称说任嘉乐！如果你也认为任是陈景润式人物陈在中学当教师时，同行、学生都看不起他，是厦大校长王亚南亲自插手将他调回了厦大！如没有王校长干预，就没有后来的陈景润了！你能不能当王亚南？”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于亦反问：“怎么办？”我说：“我陪你跑趟包、萨，找姜秀文同志！”于说：“我行吗？”我立即回说：“行啊！怎么能不行呢？你在包、萨名气大哩！包头昆区大街路口上都有你陪方毅同志视察包头的巨幅悬像呢？”于问：“什么时候去？”我说：“越快越好！”于答：“三五天后我要出访德国，星期六日去吧。”我说：“星期六日官衙门都不上班，去了找不上人！”他说：“待我再想想！”后来，他告诉我：考虑到出国访问的事近在几日内，还是周六日去吧！我将于校长“出山”跑调任嘉乐事告诉了姜老师，他笑着说：“你好大胆，竟敢情于校长干这事！”我说：“是于校长这种老同志好，别人即使你请，他即使不牛x也不会动！——爱才访闲吧！”
5月初的一个周六，由后勤小任开车到了萨拉齐，不出所料，旗里放假，姜秀文同志家还在包头，假日回了包头。周日于召见了任嘉乐。周一，到包头姜秀文同志正参加市召集的会议。于校长等在会场门口，我到会场里找到姜，说：“内蒙科协主席于北辰同志找你。”姜立马起身，门口见到于校问好。于问：“你认识我吗？”姜说：“认识！你陪方毅来包头，我参与接待。知道了于主席、于校长。”于谈了调任事，姜说：“我知道此事了，教育局有人有些想法，我给他们作工作，会成的！”姜也是个文质彬彬、不要权术的好干部。此一举，因于校长出动和姜秀文在旗里拍板，旗教育局某些人即使还想猫腻也猫腻不成了！为跑调任事，我从1979年底到次年5月，前后赴萨、包5次，共耗时81年，而关键的一次还是我请于校出山赴萨、包再次找姜秀文这次，可以说于的出山是锦上添花啊！
当年8月，由本系卢纪雨老师跑萨，接任到系——任在生活、处事、处人方面不是一般的书生气，是“京油子”式的呆！他在历史学系曾开过四五门课，也开过几种专题讲座，曾受爱好文学的学生倾倒。他入系门即被授予讲师，后于80、70年代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5年退休，2000年三月送到呼市福利托养，仅3月中，两次住内医院，于当年6月病逝。
于校长于跑萨、包后的不几日就出国访问了。任去世时，于校长由京归呼在内大居住，他告诉我：任去世，没人告诉她何时举行追悼会，若知，他是要参加任的追悼会呢！这样惜才、礼贤下士的大学校长普天之下能有几？于校长真是王亚南第二了！又，历史系王先恒老师，治世界史，通晓俄、英、法、德、意、西班牙欧洲数种语文，1978年底破格评为副教授。1980年，他想调离内大，于校长说服他为内大继续执教、工作。90年代先恒师几次有感而发地叹道：“共产党能打下江山，除了冲锋陷阵的放牛娃如许世友这类人外，还少不了像于北辰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呀！
同样从事高教工作，那些在家、那些所谓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们有几人能比得了于北辰！人家是从国家教育部主动请缨来内大任校职的啊！于是个干教育的大才！
治史学需要线索、事实，治文学需要情节、细节。我就我所知、见闻及与于校长的接触、交往撰写了此文，并无意、也不可能反映校长的全人全貌。写的多了，就此打住吧！
于校长于内大50年校庆后的次年（2008年3月）以耄耋之年仙逝。虽为高寿，但仍令我心揪、心痛。我参加了他的葬礼，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发的悼词称他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教育战线一位资深的杰出领导干部”“一贯疾恶如仇，敢于坚持真理，以高尚的人格和铮铮正气，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
临场，内大的老人，如马宏业老师诸人一边行礼，一边掉泪。我在会上散发了于校长在世时赠他的一首诗，再附于此，以示对校长，一位年高德昭的教育家的缅怀和敬意。又，值此内大校60周年之际，撰文怀念先生，新作诗一首，依附文尾，再志纪念。
七律 题赠革命家、教育家北辰先生
万里晴空北极明，百年流彩一豪英；
忘身救国勤勋业，爱教酬民重令名；
放论震聋时俗忌，坦言发聩鬼神惊。
蜗居斗室怀天下，亮节高风道不更！
——学生萨夫①呈上 2006年春
七律 怀念于北辰先生
晴空一夜落文星，人去仍留震世名。
入学万人为弟子，闻丧四处悼先生。
家人长物私儿辈，国有遗篇续教声。
正气宏论千古在，风吹雨暴任时评！
注：①萨夫为王月珽先生笔名。
作者简介
王月珽，内蒙古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著作有诗词手稿《啸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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