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ng2022 李承乾嗣位可能成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辨*
王 嘉
摘 要：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提出了假如李承乾登位很可能会成为中原的第二位“天可汗”这样一个假设。巴菲尔德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是因为李承乾拥有他认为成为“天可汗”所必备的被边疆强烈影响且兼具进取性的性格，以及被草原和中原共同接纳为统治者的能力。然而，文章结合史书记载对李承乾之性格、能力进行分析后发现，巴菲尔德所认为的李承乾具有的能够延续唐太宗李世民边疆政策的性格，并非全部出于家世渊源，李承乾的性格更多的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逐步形成的。除此之外，李承乾几次谋求自安行动的屡屡失利，反映出其能力不足且不得人心的事实。巴菲尔德提出的李承乾可能成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的这种假设是不太能够成立的。
关键词：危险的边疆；李承乾；天可汗
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的第四部分“突厥帝国和唐朝”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他认为“假如李承乾这位有着突厥血统的太子登位的话，他的家世渊源及对草原生活的热爱很可能为中原带来第二位‘天可汗’”[1]185。那么，巴菲尔德缘何提出这样的假设呢？他的这种假设又是否能够成立呢？
巴菲尔德之所以提出这种假设，是出于他对成为“天可汗”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的判断以及他对李承乾这位储君基本情况的分析。巴菲尔德从性格与能力两个方面着手，对李世民能够成为“天可汗”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巴菲尔德指出，李世民与突厥人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使他对草原政治模式和战事谋略了如指掌。而李世民自身所兼具的汉人皇帝与游牧骑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又使其在个人权威方面符合了所有传统意义上草原领导者的标准，同时拥有了一种将二元化组织的传统加以固化的能力。有意思的是，巴菲尔德在对李承乾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时，似乎只在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注意到了他所谓的李承乾在性格方面的优势，却对李承乾的能力问题避而不谈。巴菲尔德以史官记载的李承乾喜好突厥音乐和习俗，身边都是突厥仆人，曾于郊外建了一座毡舍并曾假扮可汗身死之态令众人号哭剺面等诸多细节，来佐证李承乾很好的继承了其父李世民性格当中游牧骑士的一面，继而仿佛是顺理成章的做出了李承乾拥有驾轻就熟的与草原部落打交道，或拥有将突厥人纳入唐朝行政体系中并使这种体制组织化的能力的判断。基于这种判断，巴菲尔德提出了李承乾很可能成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这样一个假设。概括来说，巴菲尔德认为成为“天可汗”需具备的要素有两点：一是拥有被边疆强烈影响且兼具进取性的性格；二是具备被草原和中原共同接纳为统治者的能力。那么，李承乾身上是否拥有巴菲尔德认为的成为“天可汗”应具备的性格与能力呢？
一、李承乾的性格
在对李承乾的性格进行分析之时，不可否认巴菲尔德提到的家世渊源对其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其父李世民性格当中“好弓矢”[2]6034一面对李承乾造成的影响，但是巴菲尔德对于李承乾整体的性格分析似乎是不太准确的。关于李承乾的基本情况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史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确有效仿胡人打扮、私自将突厥人引入宫中、假作可汗之态等，似乎是能够说明李承乾性格深受突厥影响的记载。然而，巴菲尔德却未能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他眼中李承乾所呈现出的这种性格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并不能仅以家世渊源进行解释。目前，学术界普遍以贞观十年作为李承乾性格转变的分水岭，将承乾的性格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解读①。
（一）李承乾性格变化的阶段
根据史书记载，大致可以将李承乾表现出的性格及行事风格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在武德九年（626）至贞观十年（636）之前。李承乾于武德九年被立为皇太子后，因“性聪敏”[3]3564且“固本局正”“机悟宏远”“神姿凝映”[4]132-133“颇留意典坟”[3]2576而被太宗和东宫僚属寄予厚望。尤其是在贞观八年，太宗令李承乾“作数纸书，言经国大体”之后，太宗根据李承乾“立成三纸，颇有可观”的表现，赞其“深得经邦之要也”[5]2936。贞观九年，太宗为高祖居丧期间，以皇太子到了合适的年龄，且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参与政事，已经具备了有条不紊的解决事务的能力为由，将政务交由承乾处理。李承乾在代理政事期间的得体表现令太宗十分满意，从此之后，太宗每每出行，便常令承乾居守监国。
在武德九年至贞观十年间，李承乾除因“神之敏速”“圣之聪明”[4]141以及在处理政务上展现出一定天赋为人称道外，他在对待东宫辅臣和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时的态度都是十分端正的，并不如巴菲尔德所认为的“他不怎么理会传统标准的汉人传统，还使用暴力去对抗那些反对他的人”[1]180。如，在贞观四年，每当太子少师李纲讲学时，承乾都对其表现的十分尊敬。李纲去世后，承乾还为他立了碑，可见承乾对于这位在短短一年间教导自己“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3]2377的师傅还是很有感情的。再如，《旧唐书》中也有承乾在贞观五年的时候对于古代经典书籍的学习十分重视的记载。然而，李承乾虽然在这一时期整体表现良好，却也存在不足之处。东宫辅臣认为其在空闲的时候“嬉戏过度”[3]2576，不过对于当时年岁尚小的李承乾来说，喜好嬉戏也是天性使然。
李承乾的性格及行事风格发生变化的第二个阶段约在贞观十年（636）至贞观十七年（643）。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李承乾开始“好声色，慢游无度”[3]2648。起初他因为害怕太宗知道，还是有所收敛并极力掩饰的。臣子中如果有人想要进谏，承乾定会事先揣摩到进谏者的意图，然后做出知错内疚的样子以遮掩过失，所以起初朝中官员都认为他圣明而没有察觉到他的变化。
李承乾在性格及行事风格发生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前期，虽对东宫辅臣的谏言屡不能纳，甚至于“览书愈怒”[4]143，却到底维持着对师傅应备的礼节。如贞观十三年，房玄龄新任太子少师时，承乾还“欲拜玄龄，设仪卫待之”[2]6143。面对右庶子张玄素频繁的极言切谏，也只是以尖锐的言辞反击道：“庶子患风狂耶？”[4]143并没有像后来面对谏言时所表现出的那么暴力偏激。与第一个阶段中在学习各种古代文籍时十分用心，但空闲时嬉戏过度的学习状态相比，李承乾在贞观十三年时，已经因为沉溺于游猎之中而荒废了学业，但此时东宫辅臣对他的学习前景仍抱有很大期望。贞观十三年，张玄素在一次上书进谏时就提到，希望李承乾能够在“睿质已隆”[4]143的情况下，进一步通过学习经术文章达到修饰言谈举止的目的。
而在贞观十四年之后，李承乾已从“游畋废学”[2]6150变本加厉至“不循法度”[3]2602，《资治通鉴》中对承乾这一时期种种出格的表现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贞观十五年）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又好郑、卫之乐……又宠昵宦官，常在左右……太子役使司驭等，半岁不许分番，又私引突厥达哥友入宫。”[2]6168除“不循法度”外，李承乾行事愈发暴力偏激，全然不复之前的顾忌、遮掩，其性格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与巴菲尔德所说“他不怎么理会传统标准的汉人传统，还使用暴力去对抗反对他的人”的状态逐渐贴合。如，贞观十五年，李承乾因太子詹事于志宁上书切谏而大为恼怒，便直接派遣刺客去刺杀于志宁。又如，贞观十六年，左庶子张玄素因李承乾“发取无度”[2]6176而上书太宗，李承乾不喜玄素此举，竟然命人乘张玄素早朝的时候，暗中用大马棰袭击他，致使张玄素差一点丧命于马棰之下。
（二）李承乾性格变化的原因
结合史书中有关李承乾的记载和近人对李承乾的研究，造成其性格变化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李承乾性格与行事风格的转变与其身患足疾有很大关系。雷艳红在研究中指出，李承乾的足疾并非先天所患，并根据《唐会要》中有承乾在贞观五年时得了一场大病，因为一个叫秦英的道士将其治愈，所以太宗为秦英修建西华观作为奖赏的记载，进一步怀疑李承乾的足疾可能就是贞观五年这场重病的后遗症①。许栋于《唐长安普光寺考》一文中也认为李承乾的足疾并非天生，应是患于贞观五年②。《册府元龟》中关于李承乾的健康状况有这样一段记载：
贞观八年九月，太子来朝，太宗谓侍臣曰：“我以承乾多疾病，不令读书，但与孔颖达评论古事。”[5]2936
通过以上太宗这番话中对太子承乾身体“多疾病”的描述可以看出，在贞观八年九月之前，李承乾生病的频率之高。因此无法将李承乾患足疾一事准确代入具体的某一次之中，而且此时太宗也只是说承乾身体不好，并没有提到其患有足疾。史书中对李承乾患足疾有确切记载的是《旧唐书·杜正伦传》，《杜正伦传》中载：“十年……时太子承乾有足疾。”[3]2543由此可知，贞观十年时李承乾已患有足疾，但在贞观十年之前他是否患有足疾、从什么时候开始患有足疾的尚无明证可查。目前，仅凭道士秦英在贞观五年将病重的承乾治愈的记载，尚不足以断言李承乾的足疾就是始于贞观五年。因而在现阶段没有出现更为有力的新证据之前，将李承乾的足疾与上文所述其性格及行事风格发生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即贞观十年至贞观十七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比较合适的。雷艳红虽然指出正是由于李承乾患有足疾后一系列的失德行为促使太宗对其态度发生了转变，但她并没有将李承乾的足疾与其性格、行为的转变联系起来。
年仅八岁就成为皇太子的李承乾，本来是深受太宗喜爱的，可是后来由于足疾，行动不便，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李承乾前后行事的巨大反差也透露出了其心理上的不安、恐惧与失衡。同时，承乾患足疾后“不能朝谒，好昵近群小”[3]2543的表现，引起了太宗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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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承乾的性格变化与唐太宗和朝中大臣为其塑造的成长环境及对其进行教育之时存在的疏漏有关。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唐太宗历来对于太子的成长教育都是相当重视的，但是，尽管唐太宗对承乾的教育煞费苦心，其中也不乏存在一些问题。除有学者指出太宗的溺爱导致太子的教育失控；为太子师长多而不专，导致教育内容没有落实；太子本身欺上瞒下、阴奉阳违的行为使得本就失控的教育雪上加霜这三个问题外③，还应包括唐太宗在为李承乾挑选僚友时存在疏漏，唐太宗及朝中大臣所采取的教育模式不当这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唐太宗在为李承乾挑选僚友时存在疏漏。早在武德元年，孙伏伽上谏唐高祖时就强调了皇太子和诸王身边官僚“择而任之”[3]2635的重要性，并且也明确指出尤其不能让无义之人、本性无赖、治家无方之人以及喜好奢华、游猎无度、沉溺于声色歌舞之人接近皇太子和诸王。可是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为太子承乾挑选东宫属官之时，却以居家不能和睦且看似敦厚实则“内怀诡诈”[3]2514的张亮为太子詹事。张亮在相州任职时，妻子李氏与一卖笔之人私通，李氏假称此卖笔之人实为张亮之子，张亮便将其收养。张亮之子慎微认为此事不妥，多次进行劝谏。张亮不仅不听谏言，反而任由李氏在府中大兴巫术、干预政事，由此可见张亮处事之糊涂、治家之无方。张亮是在贞观七年担任相州大都督的，也就是说，大概在贞观七年之后，张亮的名声因李氏所为已经折损④。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宗还在贞观十五年令不能明辨是非且将家事处理的一塌糊涂的张亮担任太子东宫中统辖各个局属的最高事务官，不可谓不是太宗为李承乾挑选僚友之时的一大疏漏。
第二，唐太宗及朝中大臣虽然对李承乾的教育问题极为重视，却恰恰采用了极不恰当的教育模式。首先，从太子右庶子张玄素曾上书李承乾，希望承乾能够时常让诸如赵弘智、孔颖达这样既有很高道德涵养且又通达政事之人入宫为其讲授经史、解决疑难的这一举动来看，接见什么人与是否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承乾的个人意愿。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李承乾教育的落实情况和效果往往会与太宗及朝中大臣所预期的相差甚远。如，贞观十三年，黄门侍郎刘洎给太宗上疏时就曾指出，太子整日待在深宫之中，与内侍厮混在一起，不愿意接受教导。再如，贞观十六年，屡屡违反法度的汉王元昌，与承乾交往密切，竟然到了频入东宫夜宿的地步。由此可见，当时太宗与朝中大臣对李承乾采取的教育模式有明显的疏漏。
第三，朝中大臣往往以太宗为榜样，对李承乾极言切谏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在贞观十三年黄门侍郎刘洎的一次上疏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刘洎以太宗之“多才多艺，允武允文”“虽休勿休，日慎一日”对比承乾之“优游”和“未识忧惧”“不晓风俗”；以太宗之“好古”对比承乾之“悠然静处，不寻篇翰”；以太宗之“听朝之隙，引见群臣，降以温颜，访以今古”反衬承乾之“久入趋侍，不接正人”[6]。毫无疑问，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伟大杰出的帝王之一，但是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够为所欲为”，太宗并不能很好地为承乾起到榜样的作用。
在承乾的成长过程中，太宗一方面以父亲的身份不断地对承乾提出极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太宗对自己的要求却随着政局的稳定及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放松。以纳谏和俭约克欲两事为例，在纳谏方面，太宗曾对东宫辅臣提出在辅导太子的过程中，如果看到太子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应该极力直谏的要求，自己却不能信守绝不会因听到违背意愿的言论而发怒并责备直谏者的诺言。如，皇甫德参于贞观八年，在上书中就因言辞激切而被太宗认为是对君主的诋毁诽谤；又如，同年太宗下令修建北门，房玄龄、高士廉向少府监询问是在营建什么工程，太宗知道此事后十分生气，以“何预君事”[4]72为由阻止房玄龄等继续过问。以上两例中，太宗对直谏、干涉自己意愿的臣子表现出强烈不满，可见太宗对臣子劝谏的接受程度已远不如贞观初年。在太宗自己对待谏言的态度由贞观初年听到好的意见一定采纳，偶尔有过错，在臣子们进言后都能及时的改正，每每听到直言进谏，都会喜形于色渐渐转变为“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4]177的情况下，对于直谏太子承乾的臣子，太宗还往往给予重赏，以示鼓励。可正如对承乾性格知之甚深的乳母遂安夫人所言：“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3]2602臣子对李承乾不留情面的批评及对太宗明显不能善始善终行为的标榜，无疑会加剧承乾的逆反心理，以致后来出现了“谏诤逾切”，承乾反而越不能纳这一与太宗预期的培养效果截然相反的局面。
在俭约克欲方面，太宗因为知道承乾自小在深宫中长大，从未体会过民间疾苦，将享乐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希望臣子们以极谏的方式对承乾进行规劝，而自己却不能贯彻简朴节约、不大兴宫室的理念。如，贞观二年，太宗因担心耗费太多，不顾气疾加重，一再拒绝臣子提出的营建楼阁的建议。可是到了贞观七年，太宗却以“有气疾，热便顿剧”[4]58作为游幸的借口。魏征在贞观十三年的一次上谏中，针对太宗的这种转变说道：“贞观初年的时候，陛下为了百姓的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如今却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劳役人民，虽然口中一直说着忧民的话，做的却是享乐的事情，有时担心遭到臣子的反对，就以自己身体不适做为享乐纵欲的借口，这分明是不想听取谏言的表现，怎能称得上是“择善而行者乎？”[4]297
魏征的谏言一针见血的揭穿了太宗用各种借口为自己狡辩以达到享乐纵欲的真实目的。年少时生活在民间，知道百姓辛苦，亲眼目睹了前代兴衰的太宗尚且日益沉溺于帝王之欲中，一直在深宫之中、未曾经历过民间疾苦的承乾在耳濡目染之下又怎能不受其影响？如此，李承乾在贞观十年至贞观十七年间“好营造亭观”[4]144“发取无度”“骄奢之极”[2]6175的种种行为便也不难解释了。
3.李承乾的性格变化与太宗对魏王李泰的偏爱和所处的政治环境恶化有关。李承乾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他种种不合礼法的行为使唐太宗逐渐对其是否能堪大任产生了怀疑，太宗对魏王李泰的偏爱开始表现的越发明显。贞观十年，太宗因为知道李泰在文学方面造诣很高且喜爱人才，于是特地命令在其府上设置文学馆，并给了李泰招引学士的权利，自此魏王府文学馆逐渐成为了一个同时具有文化和政治意义的中心①，而与文学馆性质相似的东宫崇贤馆却比魏王泰的文学馆整整晚了三年始置②。有学者认为太宗为李泰置文学馆是在效仿武德年间秦王府上置文学馆之事，其背后隐含了以泰而代承乾的政治意味③。如上所述，可见贞观十年太宗下令在魏王府设置文学馆时，对李承乾心理上所造成的冲击必定不小。
贞观十年，太宗以李泰体形庞大，走路拜见多有困难为由，给李泰可以乘坐小轿上朝的特权。贞观十一年，史书中更是以“宠冠诸王”[3]2538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时魏王李泰的受宠程度。贞观十四年春，太宗前去李泰的延康坊宅，不仅免去延康坊百姓一年的租赋，还赦免了长安和李泰治下的雍州这两地中除判死刑之外的犯人，并对李泰府中的官僚进行了赏赐，以示荣宠。贞观十六年，太宗每月给李泰的钱财布帛甚至超过了太子承乾，同年又违背礼制让李泰移居到接近自己居所的武德殿。
太宗几次违反“尊嫡卑庶”的举动虽然先后遭到了褚遂良和魏征的强烈反对，太宗也专门颁布了“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2]6175的诏令以慰太子承乾，可还是不可避免的在促使李承乾危机意识加剧的同时造成了其心理上的严重失衡。
太宗除在器物用度上表现出对魏王李泰的偏爱外，他还试图将李泰的政治地位提升至与太子同样的高度。贞观十二年，太宗竟当着臣子面直言道，人的生死难以预料，万一太子遭遇不幸，新储君的人选可能就在诸王之中。太宗如此高调的为李泰的政治声誉加持，本来因为身患足疾已经承受了莫大心理压力的承乾怎能对此视若无睹、无动于衷？
与唐太宗对李承乾态度转变相伴而来的便是魏王李泰对储君之位愈发明显的觊
觎。李泰亲自施展手段牢牢笼络住房遗爱、驸马都尉柴令武等二十余人，曾为李泰管理府中事务的韦挺与杜楚客也都用巴结贿赂的方式替李泰出面结交朝中大臣。面对李泰的步步紧逼，李承乾深感忧惧，他私下派人向太宗呈上李泰的种种罪状，希望能够以此削弱李泰的势力，因太宗认为其中必有蹊跷而没能成功。
据《旧唐书》记载，最终致使李承乾性情大变的事件是太宗杀掉了其特加宠幸的乐人称心。《旧唐书·恒山王李承乾传》中关于承乾在称心死后的种种表现有较为详细的描写：
太子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3]2648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李承乾的性格是在乐人称心死后才呈现出巴菲尔德所认为的极具突厥化的一面。遗憾的是，《旧唐书》中并没有注明太宗“收称心杀之”的具体时间，但根据《旧唐书》中的描述，此事发生应该是在李泰暗生夺嫡之志后，对应《通鉴纪事本末》中李泰自承乾患足疾后，“潛有夺嫡之志”[7]的记载，结合上文对李承乾患足疾时间的分析，此事应是发生在贞观十年之后。除此之外，上引《旧唐书·恒山王李承乾传》中承乾在称心死后经常称病不参与朝政，令人专习伎乐，日夜不息，宫外每天都可以听到从承乾住处传来的鼓角之声的记载与《旧唐书·张玄素传》中承乾在贞观十四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参与朝政、不接见宫臣及《贞观政要》中承乾曾于贞观十四年在宫中击鼓，鼓声传出宫外的记载之间有着颇高的相似度，由此可推测“太宗收称心杀之”的时间大致应是在贞观十四年之前不久或者就在贞观十四年。也就是说，大概到了贞观十四年左右，李承乾的性格才呈现出巴菲尔德所认为的深受突厥影响的一面。
二、李承乾的能力
曾有学者指出，若从能力素质上来看，李承乾非但不是继承帝位的最佳人选，而且还是相当糟糕的人选①，而这一说法显然与巴菲尔德提出的李承乾登位后有能力同时被中原和草原接纳为统治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究竟那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下文将从李承乾三次“谋自安之道”的行动着手，试对承乾究竟能力如何进行分析。
在史书记载中，李承乾曾先后展开过三次“谋自安之道”的行动，第一次承乾暗中派人前往太宗处呈上李泰的种种罪状，太宗认为事有蹊跷，承乾希望使李泰受挫的愿望落空；第二次承乾令左卫副率封师进和豢养的刺客纥干承基、张师政前去刺杀魏王泰，这次行动也没有获得成功；李承乾最后一次“谋自安之道”的行动是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等人筹划直接夺取帝位，只是这场政变还未来得及拉开帷幕，便因为纥干承基之叛变而草草收场。
李承乾第一次“谋自安之道”的行动失败①或者还可归因于太宗对自己的儿子们太过了解，并非是自身出了问题，可后两次行动的失败却充分暴露了李承乾能力不足、不得人心的问题。
首先，以参与刺杀魏王李泰行动的纥干承基为例。得知齐王李祐在齐州谋反的消息之后，李承乾曾对纥干承基直言不讳道：“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3]2649李承乾将自己所图一五一十的告知纥干承基，可见是将纥干承基视为心腹的，可是纥干承基却辜负了承乾对其的信任。据史书中关于纥干承基的记载统计，此人一共执行过两次李承乾下达的任务，第一次是刺杀屡屡上书劝谏承乾的太子詹事于志宁，纥干承基见到于志宁为母守孝的举动后“竟不忍杀而止”[3]2697；第二次是在上文中提到的刺杀魏王李泰的行动，不知为何也没有成功。论办事效率，“蕴武略于钤符”[8]的纥干承基竟不如替李承乾几乎将左庶子张玄素打死的一个“户奴”②；论忠心，纥干承基名义上为李承乾所养，私下里却又与齐王李祐有所瓜葛，在因与李祐牵连而被抓进牢狱后，更是为了保全自身毫不犹疑的告发了李承乾准备谋反一事，何谈忠诚？李承乾却将这样一个人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可见其识人不清、用人不力。
其次，以构成李承乾反叛集团的成员为例。与李承乾共同谋划企图发动政变的有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汉王李元昌，是高祖的第七个儿子，史载其因行事经常违反法度而曾被太宗“手敕责之”，所以心怀不满。贞观十六年，李元昌到京城朝见时，被李承乾频繁的召入东宫留宿，他趁机对承乾提出“愿殿下早为天子”[3]2425的请求，承乾因太宗对李泰之爱重早有不满，于是欣然与元昌结盟。侯君集，本是太宗手下的一员勇将，在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时候，为太宗出谋划策，有很大的功劳。贞观中，虽先后讨伐吐谷浑和高昌都大获成功，但在攻破高昌时，未经奏请私自处罚无罪之人，又私拿财宝，回到京后被弹劾入狱。虽然太宗因其有功没有追究，侯君集却因对太宗的处置不满而“怏怏不平”[9]3827。贞观十七年，李承乾害怕发生废立太子之事，希望通过厚赂的方式得到侯君集的支持。而侯君集则认为李承乾劣弱，想要从中获利，故二人一拍即合。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先前是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之变时，李安俨拼死作战，太宗认为他很忠诚，所以任用他掌管宿卫。后来李安俨接受了李承乾的贿赂，加入了承乾的阵营之中。洋州刺史赵节，史书中对此人的记载甚为简略，只知其为长广公主和开化公赵慈景之子，也算是与皇室沾亲。至于在李承乾打算谋反时为其选定时机并帮其谋划各项具体事宜的驸马都尉杜荷，是杜如晦之次子，《新唐书》中对其的评价为“性暴诡不循法”[9]3860。纵观以上李承乾反叛集团中成员的基本情况，可知韩昇在《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中所说野心家和纨绔子弟构成了承乾集团的骨干不假③，就连李承乾自己也在事发后承认与他共为不轨之事都是些“不逞之人”[3]2655。有趣的是，历数李承乾反叛集团中可查的成员名单，其中虽包括朝中大臣、皇亲国戚，却很难见到承乾东宫属官之中“宿德鸿儒，亦兼达政要”等人的身影。根据史料文献统计，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李承乾东宫属官的官员共有二十九名④，除了在承乾发动政变前已经去世的十二人⑤和在承乾发动政变前后情况不明的五人⑥外，在剩下的十二名官员中，杜正伦虽因涉嫌参与承乾谋反一事而被流放到欢州，可是很快又复为起用了，可见杜正伦在承乾的反叛行动中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时任东宫千牛的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从其身份的特殊性和其于李承乾政变后立马前往宫中告发这两点来看，此人应是知情者，但他在李承乾的反叛集团中究竟扮演了怎样一种角色尚未可知。除不能确定杜正伦和贺兰楚石是否与承乾共谋不轨外，其余十名官员无一参与，李承乾势弱之情况可一览无遗。
从本应最易为李承乾所拉拢的、能够成为其较大助力的东宫属官们在承乾发动政变时的参与情况，也反映出了李承乾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李承乾个人魅力的施展以及政治手段的运用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魏王李泰相比似乎逊色不少，至少李泰对外塑造出的形象一直是符合礼法要求的，而在贞观十六年，承乾已经背上了“失德”之名。国外有学者曾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10]。这种说法虽然夸张，却也切实反映了李承乾不得人心的情况。
三、对李承乾嗣位可能成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之说的评价
通过对李承乾性格变化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巴菲尔德对于李承乾性格的掌握过于单薄，而且对其性格所具有优势的作用也过于夸大。他全然不顾李承乾性格变化的阶段与其性格变化的原因，只是凭借提取出史书中对李承乾在特定时间段的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就认为他的性格是深受突厥影响的，并进一步认为，这样的性格能够成为李承乾登位后将李世民在处理边疆问题时行之有效的政策延续下去的一大助力。但巴菲尔德所认为的李承乾身上具有的能够延续李世民边疆政策的性格，并非全部是出于家世渊源，更多的是受到了身体缺陷产生的不安心理以及残酷的政治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因此，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承乾的性格是进取性的，更不能单纯以承乾的性格判断其受突厥化影响的程度。除此之外，巴菲尔德在提出李承乾可能会成为第二位“天可汗”这种假设之时，并未提及除性格外其能够成为第二位“天可汗”在其他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即使李承乾拥有巴菲尔德所认为的这种性格优势，他也只满足了巴菲尔德之前分析的成为天可汗应具备的诸多条件之一而已。至于巴菲尔德所说李承乾对草原生活的热爱，通过李承乾“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①和“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3]2655的自白，难道不应该更多的将其理解为是承乾对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的厌倦和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吗？
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一直强调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个人能力的重要性，针对草原首领，以鲜卑为例，他认为鲜卑统治者的权力是依靠个人能力及神性魅力获取的，檀石槐便是以个人之力控制着鲜卑。针对中原皇帝，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指出正是由于李世民与那些躲在深宫大院、眼光狭小的皇帝不同，所以才能在与突厥交锋时屡屡占据优势。而从本文第二部分对李承乾能力的分析可知，巴菲尔德所看好的、有能力成为第二位“天可汗”的李承乾的真实情况却是“劣弱”且不得人心的。
综上所述，巴菲尔德提出的李承乾可能成为继李世民之后中原的第二位“天可汗”这种假设，既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成为“天可汗”应该具有的性格和能力的要求，也不符合草原政治最为关键的卡理斯玛人格——受到天佑且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理想领袖的标准以及中原传统礼法规范对一位君王的要求和期许，他的这种假设是不太能够成立的。然而，尽管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有关李承乾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过于片面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巴菲尔德在研究突厥帝国和唐朝关系时采用的独特视角所具有的价值。如，巴菲尔德在提出李承乾登位后可能成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的假设时，从族类起源和文化入手进而展开，这种研究方法与陈寅恪先生秉持的研究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就在于种族和文化的理念是一致的。这也正印证了韩儒林先生所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绝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不是在与毗邻地区和国家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孤立地发展起来的。”[11]只有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39-40.
[7]袁枢.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64：3510.
[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10.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5.
The Possibility of Li Chengqian Becoming Another”Great Khan”
Abstract: Li Chengqian would probably become another Great Khan in the Central plains if he ascended the throne,assumed by Barfield, the author of The Perilous Frontier.For Li had the strong ag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men and the ability to rule both the grassland and the Central Plain.However, this paper, analyzing his personalities and abilitie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concluded that Li’s traits described by Barfield were partly from his family.His personality gradually formed in fierce political struggles.Besides, Li tried in vain several times to strive for self- security moves, which proved his lack of abilities and popularity.Therefore, Barfield’s assumption is dis-confirmed.
Keywords:Perilous Frontier,Li Chengqian,Great Khan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3-12
作者简介：王嘉（1994—），女，新疆阜康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边疆问题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